选自1978 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略有改动。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 1845 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16 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 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 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 卷第241 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儿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儿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97 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1848 年《宣言》发表后，在45 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 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28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 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51 页）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1872 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 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29 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 卷第201 页）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1955 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104 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1956 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1958 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 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 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努力”（《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25 页）。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著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 卷第142 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11日当天晚上11点，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毛选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吴冷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即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

17日，汪东兴讲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同一天，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说，这篇文章有问题。

18日上午，汪东兴找熊复等人谈话，说这篇文章是针对毛主席来的，“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

18日晚上，中宣部长张平化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负责人召集到钓鱼台，他劝告大家辨别一下这篇文章，要用鼻子嗅一嗅。他说，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

邓小平开始并不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听说此文引起很大争论，就找来一看。30日，他与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上讲话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也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才能证明正确不正确。

但是汪东兴坚守阵地。6月15日，他在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会议上直接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并且几次点名批评胡耀邦。他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负责人胡绩伟和曾涛，要他们二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令汪东兴狂怒不已的是，就在他发出警告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邢贲思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篇文章是胡耀邦组织撰写的，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坚决支持。30日，《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这些文章都是反击“凡是”派的。

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胡乔木在论战初期却采取抹稀泥的态度，实际偏向“两个凡是”。他在社科院大会上讲话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指真理标准讨论）是一致的，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就是造谣，就是分裂中央。

6月20日，胡乔木去了胡耀邦家里，对胡耀邦说，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分裂。

胡耀邦不同意胡乔木的意见。

到了7月份，汪东兴仍然寸步不让。他在山东视察时说：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华国锋则指示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讨论“不介入”、“不表态”。这当然是不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警告他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设置禁区。

2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对他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胡耀邦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此时，全国大部分媒介相继发表文章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形势有如火上浇油，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理论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由于在“文革”中遭受惨重打击，纷纷冲上前线，批判“两个凡是”。

但是，到了10月份，上层的形势仍呈胶着状态。3日，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信访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些话有些问题……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

最终，在11月11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两个凡是”问题。

华国锋为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议题当然很有价值，但当时“文革”遗留问题堆积如山，压在人们心头，不解决这些问题，重点转移不了。

会议开始，陈云、谭震林、聂荣臻、萧克、康克清、宋任穷、肖华、胡耀邦、杨得志、陈丕显、万里等元老纷纷开炮，要求首先解决“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冤案和天安门事件问题，得到与会者强烈反响和积极呼应，会议议程脱离了华国锋的控制。陈再道、李昌、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等人发言高度评价了天安门事件。

11月14日，华国锋再次做出让步，批准《北京日报》刊登报道，说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两个凡是”的防线被攻破。

25日，陷入被动的华国锋在会上讲话，宣布撤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等61个“叛徒”平反，为陶铸、杨尚昆平反，将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撤销中央专案组，把全部案件移交中组部。一些地方性重大案件，由地方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两个凡是”的防线基本崩溃。

自26日起，会议转而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展开激烈争辩。

江一真、于光远、杨西光等人在发言中点名批评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错误。众多发言者批评了李鑫、吴冷西、熊复等人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乱扣帽子的做法。

邓小平、习仲勋、徐向前、万里、邓颖超、赵紫阳、胡绩伟等人在发言中说，真理标准讨论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一场政治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12月13日，华国锋在会上作了检查。他说，“两个凡是”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责任主要由我承担。

汪东兴在这一天的会上作了书面检查。他说，1977年2月7日《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在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于它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他还说：“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符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几天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8日至22日，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要求进行经济改革，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命题。

至此，“两个凡是”落败，改革开放的航程正式启动。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批评了毛泽东晚年长达20年的“左”倾错误，否定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是完全错误的”

邓力群最先提醒王震 汪东兴搞两个凡是针对邓小平

学好文件抓住纲

(1977.02.07)

学好文件抓住纲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发表以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欢呼，衷心拥护，普遍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当前，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紧密地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进一步把这两个重要文件认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执行好，在两个重要文件的指导下，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这是我们胜利完成一九七七年各项战斗任务的关键。

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项工作就有统属了。“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不光领导者要明确，还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明确。

华主席讲话中指出，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按照这个决策，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要求。不要忘记虎狼在前。为了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也必须按照这个决策去做。而要实现这个战略决策，就必须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进行各项工作，处理各项矛盾，都必须服从这个战略决策，紧紧抓住这个纲。

毛主席多次教导，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党员和人民。“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当前，就是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指挥下，在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上，把我们的步调一致起来。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一切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我们的步调就能一致。离开这个纲，违背这个战略决策，我们的斗争就会走偏方向，我们的步调就不能一致。

步调一致，必须认识一致。因此，要首先认真学好两个重要文件。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都应当自己带头学好，真正吃透文件的精神，着重领会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华主席讲话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同时，还应当亲自宣讲两个重要文件和中央其他有关文件，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学习组织领导好，用两个重要文件的精神来武装大家的头脑，统一大家的认识。

学好文件是为了指导实际斗争。各级党委都要提高政治觉悟，提高领导艺术，用极大的力量，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搞好。一定要深刻懂得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懂得搞好这场斗争对工作全局的影响，使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和领导，能够适应斗争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真正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到斗争的最前列，带领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一定要把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结合起来，有周密的部署和计划，有切实的措施和办法，有经常的督促和检查，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深入基层，抓点带面。一定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根据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观点和两类矛盾的学说为指导，及时了解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思想情况，经常研究政治思想动向，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有针对性、有说服力地向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解决人们思想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样，就能掌握领导运动的主动权，排除各种干扰，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一个浪潮推动一个浪潮地把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扎扎实实引向深入。

通过四个月来的揭发批判，通过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生八十三周年和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无比痛恨，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各级党委一定要很好地向群众学习，充分反映和十分爱护群众的积极性，善于把群众的积极性化为做好当前工作的实际行动。只要我们把各单位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进一步有力地领导起来，围绕这个中心，把党内和群众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抓紧抓好，把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抓紧抓好，有什么困难，把情况告诉群众，同群众一起想办法去战胜困难，不断地用揭批“四人帮”的新战果，用生产和工作的新成绩，用克服困难的新进展，去鼓舞群众的斗志，我们就一定能够巩固和发展四个月来的大好形势，更好地去完成华主席讲话中提出的一九七七年的各项战斗任务。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我们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挑起重担，战胜一切困难。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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