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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媒介的语言特征与网络语言的发展

李宇明

选自《中国广播》2016 年第9 期。有改动。

各种语言媒体都是建立在语言媒介物基础之上的。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只拥有声波这一语言媒介物，之后逐步能够使用光波和电波作为语言媒介物。随着语言媒介物的发展，人类的“语言装备”包括语言生理器官和语言物理装备也逐渐丰富起来。网络时代集语言媒体之大全、语言装备之大全，是语言技术、语言生活发展的历史制高点。人类应站在这一历史制高点上，全面规划网络时代的语言生活及其相关问题。

口语时代

语言是人类发展到智人时代才获取的“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人类曾经经历了没有有声语言的漫漫长夜”。利用声波作为信号并非人类的专利，但是把声波作为语言媒介物，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人类才能做到。

从获取有声语言到因文字的产生出现书面语，这段时期是人类的口语时代。口语时代人类有各种伟大的进步，本文将其概括为三点：

其一，获得了语言符号。这种符号的强大在于具有切分、组合功能。句子可以切分为词语，词语可以依据语法组合成为新的句子。当然，词语也可以再行切分，句子也可以再行组合。这种“切分、组合”功能使语言可以用有限的符号表达无限的含义。

其二，把一般生理器官改造为口语器官。口语器官包括发音器官、听觉器官和大脑口语处理器官。发音器官主要由肺、气管、声带、咽腔、口腔、鼻腔以及唇、齿、舌、颚等构成，这些器官最初都不是为语言而生的，呼吸、咬嚼等是其“第一功能”，协同发出语音乃是“第二功能”。听觉器官的第一功能是听声音，第二功能是听语音。大脑的口语处理器官也是后来进化而成的。

其三，创造了“原生口语文化”。口语时代的杰作是人类至今能够听到或读到的古代史诗，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印度的《罗摩衍那》及我国的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等。美国学者沃尔特·翁在其著作《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词语的技术化》中指出，几代学者通过对《荷马史诗》等书面语产生之前的口头作品的研究，发现书面语产生之前的口语时代人类的文化记忆、表述方式乃至认知、思维方式等都与书面语产生之后有很大不同，并进而提出了“原生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概念。在20 世纪30 年代，苏联心理语言学家卢利亚曾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地区的口头传统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证明文盲与文化人的表述方式、思维方式存在重要差异。

文字及书面语

为打破时间、空间对口语的限制，在结绳记事、实物传信、图画刻符等探索的基础上，人类最终在距今5500 年前创造了文字。有了文字就有了书面语，书面语的媒介物是光波，人类从此具有了声波和光波两种语言媒介物。文字及书面语的产生，特别是印刷术及报纸杂志的出现，对人类的进步影响巨大。

其一，产生了“识字人”这一文化群体。他们可以将书面语反复修改雕琢，使之成为经典，可以根据不同场合有意形成不同的语言风格，进而形成不同文体，使语言功能得到丰富发展。修饰文章的经验及文体风格的体验，可以作为知识传授，这便有了最初的语文教育。

其二，产生了“书面文化”。书面语可以使人类的经验远达八荒、遗传千代，人类的历史由传说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信史阶段。特别是印刷术出现后，书籍复制的速度大大提升，而成本却大大下降，并催生了报纸，进而出现了通讯、消息、社论、现代广告等各种新文体。“识字人”群体不断扩大，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垄断品，新闻传播可以及时影响大众生活。大量研究表明，书面语不仅改变了人类的文化传播方式和文化记忆方式，而且也改变了人类的叙事方式、认知方式乃至思维方式。

其三，人类拥有了声波、光波两种语言媒介物。语言生理器官除了原先的口语器官之外，又发展出书面语器官。书面语器官包括文字书写器官、文字识别器官及大脑书面语处理器官。书面语器官的语言功能也是“第二功能”。此外，大脑书面语处理器官与大脑口语处理器官有密切关系。书面语器官是通过教育来实现其语言功能的。口语的使用只要有生理器官就基本可以，而书面语的使用则需要书写工具，需要制书、藏书、运书的物理条件及技艺，亦即需要物理上的语言装备。特别是印刷术出现以后，书写、阅读、印刷、存运书籍的物理装备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电波与有声媒体

1831 年，法拉第发明发电机，人类开始能够使用“电”这种新能源。1837 年莫尔斯发明电报，

1876 年贝尔发明电话，1877 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开创了用电处理语言的先例。20 世纪20 年代，广播电台相继建立并投入使用，人类开始步入有声媒体时代，直至电视的出现，语言算是拥有了“传声传影”的电波媒介物。

电波把声波、光波这两种传统的语言媒介物电波化，有声媒体对语言功能进行了放大，并不断有新发展。

其一，语言的传输技术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有声媒体时代，语言传播更加便利，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传播形式更加多样，传播人群更具针对性，传播范围也更加广大。

其二，大幅度提升口语的功能。播音口语一般都有书面语支撑，但不等同于书面语，也超越了自然口语。随着各种节目的表达需要，播音口语形成不同的文体（语体），比如正式的播音语体、主持人语体、体育解说语体等。有声媒体对播音员、主持人的口才有新要求，对记者、编辑也有不同于平面媒体的新要求。

其三，有声媒体不需要个人再增加一套处理电波的生理器官，但需要添置收音机、电视机等语言物理装备。社会为有声媒体增加了许多新装备、新行业和新职业。就技术层面而言，语音处理技术获得巨大发展，处理语音的电子设备接踵而生，如留声机、录音机、麦克风、扩音机、电话机等。

网络时代与网络语言

网络媒体是网络时代的突出表现，其来源有两大类：一类是迁移到网络上的书刊、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一类是伴随网络而生的各种新媒体，如网络新闻、电子公告牌系统（BBS）、博客、微博、短信、QQ、飞信、微信、微电影等。网络具有“全媒体”性质，人类以往创造的所有信息呈现方式几乎都可以进入互联网。网络信息呈现“碎片化”倾向和“自媒体”性质。

其一，语言交际的“技术性”越来越强。人类现在的交际更多地依托计算机、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传统的“人与人”交际模式的范围正在快速缩小，新兴的“人—机—人”交际模式正发展为主要交际模式。社会需要拥有处理声波、光波、电波的语言技术、语言物理产品及相关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体系，还需要发展与之相关的语言产业和语言职业。

其二，过好虚拟和现实两个空间的语言生活。网络不仅产生了网络媒体，促生了“人—机—人”的交际模式，而且还为人类在现实空间之外建造了一个虚拟空间。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使用的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信息产品，如网页浏览、键盘输入、电子邮件、PPT制作等，写字的机会渐少，键盘打字、触屏写字及屏幕阅读逐渐成为新习惯。而网络新媒体的“碎片化”倾向和“自媒体”性质也会影响到人类的语言使用习惯，且需要更高的判断信息真伪的能力。在“互联网+”的今天，中国网民数量已超过7 亿，这使虚拟空间的“虚拟性”极大减弱，虚实两个空间的重合度越来越高，形成了“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新特点。

其三，妥善处理好“信息边缘化”问题。网络时代最大的不公平是信息获取的不公平，最大的危机是被信息边缘化。要关注农村、西部、民族地区的信息化发展以及较少上网、较少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体。国家不仅要保障公民的信息权利，加强公民的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消弭信息鸿沟，而且还要努力发展网络，以保证国家不被国际互联网“边缘化”。

互联网时代是人类语言技术、语言生活发展的历史制高点。回首中国媒介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印刷术虽是中国发明的，但是在享用印刷术带来的成果方面，中国并不是最大的受益者。有声媒体在中国发展相对滞后，一直在跨越式地追赶，并且中国今日的网络技术及网络的应用已经有了巨大进步。2016 年8 月3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10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已达6.56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 个百分点。当此关头，应全面规范中国的网络语言使用，争取网络技术、网络媒体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为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时代中国能够领跑在第一方阵奠定坚实基础。

2. 传播媒介变迁的社会影响

陈力丹

选自《国际新闻界》2004 年第6 期。原题为《试看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有删改。

我们一向关注传播的内容，但是现在随着传播媒介的快速更新换代，人们开始意识到，媒介形态本身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最早的传播活动是借助语言进行的，由于言语稍纵即逝，具有特殊记忆力的人便拥有了一定的话语特权，这就是历史上祭司之类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能控制酋长的原因。

随着文字及书写材料的出现，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当年苏格拉底反对使用文字，因为一旦使用文字，识字的人远比记忆非凡的人多得多，那些独占精神世界的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文字的使用本身，构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传播中来。但是，文字本身也造成新的社会隔阂，因为它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字世界，造成识字者与文盲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说话是通过生活就能获得的能力，识字和书写则需要长期的学习，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掌握这种技艺并成为统治者，构成一种等级性极强的线性的社会权力链。文字虽然可以较长久地记录下历史的信息，然而手写文字对信息的复制效率过于低下，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传播，社会交流的扩大要求人们设想可以复制文字的传播技术，于是，印刷术应运而生。

印刷术的发明通常被视为信息传播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11 世纪，中国人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在几百年内，这一发明并没有被用于新闻的规模化传播。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中国很早便有了印刷术，但专为印刷而设计，并且只有通过印刷才可能制成的印刷品，特别是报纸和期刊，最早仅出现于西方。”当时的中国缺乏新闻传播的规模化社会需求，恐怕是首要原因；其次，汉字的笔画繁复，用胶泥来塑造字模也十分困难。在1450 年前后，德国人谷登堡重新发明出了活字印刷术，一开始就是金属字模，在研究过程中，这项技术即被广泛应用。1448—1450 年，欧洲246 个城市建立了1099 个印刷所，印刷了4 万种共1200 万册书。“社会需求”刺激传播技术的创造，看来是一条规律。大批宗教书籍、记事性小册子及印刷新闻纸的出版，使得被垄断在中世纪的僧侣阶层手中的文化迅速传播到世俗社会，新思想的涌现成为统治者无法遏制的潮流。恩格斯就此写道：“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接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在知识领域中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显然，印刷术又一次造成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它造就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的契机，印刷媒体成为第一种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的传媒，并为启动公共教育提供了充分条件。印刷文化蕴藏了最近数百年人类的深刻思考，但是它的解放意义仍然是有限的，它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又形成了新的传播垄断，因为数量巨大的没有足够读写能力的人自然被排除在外，传播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了知识本身。印刷传媒内容的复杂和理解循序渐进的特点，造成阅读群体明显的等级差异和相互间交往的隔绝。不过，现代新闻传播毕竟首先开始于印刷媒介——报纸和期刊。随着19世纪中叶工业化国家普及国民教育、废除知识税，报刊得以进入千家万户。信息流动的加快，打破了社会的封闭状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传播首次显现出自己的力量。

从19 世纪的电报、电话、电影，到20 世纪的广播、电视、卫星通信、计算机网络，电子媒介不知不觉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电子媒介打破了传播的文化条件的限制。电话、广播诉诸人的听觉，电视、网络传播同时诉诸听觉和视觉，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也能够通过自己的耳朵、眼睛获得信息。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它们把人们的视觉和听觉都调动了起来，将鲜活生动的声音和画面展现在人们面前。无形中，电子媒介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

电子媒介使得使用者不再与既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相关联，而传统的文字传播则是人的特定身份的标志。电报是第一个使人体运动与信息运动分离的发明。电话无形中打破了个体间保持适当距离的社会规则，它获得了只有在朋友和情侣间才被允许的耳边呢喃的距离；手机电话则完全实现了“只要有电话就有家”的理想状态。电视将不同类型的人群带入了相同的场景，于是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电视面前变得模糊了，而网络传播则进一步提供了隐去身份、同步参与交流的条件。

电视与网络传播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它们将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声调和画面，无论经过怎样的准备，一旦显现，情感、情绪的隐秘就不可能完全被遮蔽。以往被间隔在人际交往和印刷传媒狭小空间中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某些地点和方面的神秘性正在消失。公开与私下场合的模糊，使得社会对许多模糊的社会类别给予了更多的宽容。

电子媒介克服了空间的隔离，不再将人们限制在一个给定的信息系统中。例如，儿童通过各种电子传媒可以直接体会许多成人的观念和感觉，女性与男性获取信息的差异明显减少，权力机构的信息系统不得不适当公开。

电子媒介无形中创造着新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例如，在许多情况下，传媒报道一种态度的转变可以取代必需的行动，公开的民意调查部分替代了大街上的示威游行。当电子传媒使“距离”的意义消失时，人与人接近便是一种道德上善的选择。

现在，继续分别讨论印刷、广播、电视、电话、网络传播的意义正在减弱。所有的传媒技术的数字化已经成为可能，“传播媒介”正在成为一个包容性术语。这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既有正面的，当然也有许多意料不到的法律和道德的新问题。

今天的学生可以戴着耳机，看着电视，在网上与别人聊着天，同时做着作业，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单一的感觉。如果研究传媒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了解新生代对新传媒的感受能力，将有利于得出理性而全面的结论。

当我们自豪地回顾数百年来传播科技如何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的时候，忧虑同样也相伴着。一旦这些不断更新的传播科技成为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那么一种新的异化或统治便产生了。我们可能成为新的传播科技的奴隶，而痴迷于电视、网络的现象不过是一种极端的表现。科技的合理性也就是控制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人们创造了新的传播科技，会不会反过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异化？不论未来的传播科技会变化出多少更新鲜的媒介形态，这个问题始终应引起我们的警觉与思考。

3. 涵养媒介素质，才有最美和声——迎接网上“新集体生活”

《人民日报》评论部

选自2015年2 月26 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看春晚，最累的是手。”不仅要抢红包，更有不吐不快的拍砖或点赞。敲字、分享、转发……根本停不下来。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如果给春晚加上弹幕，可能会覆盖整个荧屏，再没人能愉快地收看了。

类似的海量点评，又何止是在春晚？新闻新片新鲜事，总会招来各种雪片般的跟帖，或是怒赞，或是痛贬；微博微信客户端，总有大量匠心独运的原创，或让人捧腹，或让人流泪。有的网友爱“写诗”，有的网友爱“转发”，有的网友爱“分享”……正是在这人声鼎沸的言论广场上，“新集体生活”形成了自己不同以往的媒介气质。

就这样，我们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便捷的平台，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学会如何“与陌生人说话”。从“医生手术台自拍”事件到“春晚停办”的谣言，从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到名人离世引发的舆论几度反转，很多时候，发布信息变成了造谣惑众，讨论交流变成了站队骂架，观点碰撞变成了语言暴力。“有话好好说”，成为塑造“新集体生活”最重要也最急需的一种规则。

不用往回走几十年，我们就能找到过去那种阡陌交通、老死不相往来的“大国寡民”遗迹。没错，唐诗宋词元曲是千年绝唱，但也只是千年绝唱，而不是合唱，绝大多数人被空间所隔离，直至终老也难得声气相通。他们做梦也难以想象“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自然也不需要太花心思去构建话语规则、规范交流秩序。

直到闯进网络这个居高自远的舞台，我们才蓦然发现，网络舆论场对我们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成为我们判断是非、纾解情绪、体现价值、张扬个性的重要载体，成为影响生存发展的重要土壤。网络交流，不是在自家客厅里自说自话，需要尊重议事规则；公共空间，也不是锁在抽屉里的日记本，需要保持公共理性。有表达就有责任，有自由就有担当，有言论就有边界，每个人有了这样的主体意识、媒介素养，才能呵护好我们共同的集体生活，让信息汪洋中的小船，不致被喧嚣的情绪倾覆或吞噬。

有统计显示，生活在大城市的中国人，平均每天要查看智能手机100 多次，吃饭、坐地铁、聚会、等候，大量空闲时间都被翻看公众号、转发分享、讨论沟通所填满。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生活空间！发言与聆听、表达与思考，都足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增强媒介素养、培养主体意识，并不是要限制表达权利，也不是要泯灭说话个性，而是强调对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担负一份责任，对他人权利、公共秩序存有一份敬畏。这种责任与敬畏，体现了尊重他人即尊重自己的公共意识，也彰显着“使所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理性。

有人说，这个时代的标志之一是“人以群分”。但再细分的群仍然是“群”，集体的共识不可能在相互孤立中找到，沟通的能力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发展。过好“新集体生活”，不仅需要遵守规则，更需要建立凝聚共识的气氛，做一个开放包容的“传播主体”。张口闭口“脑残”，动不动就“拉黑”，只会不断强化坐井观天者的夜郎自大，无益于让我们结成的“新集体”进化成和谐共生、健康有为的有机体。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西方人关于召集会议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近年来在很多网络社区里成为热议的话题。更有趣的是，人们发现，依它行事其实并不容易。中国人的集体生活，已经走到今天的“多声部合唱”阶段，其声势之大、力量之巨，远非昔比。这对合唱者的技巧要求很高，既要留神稀里糊涂被别的声部带走，又不能故意越位破坏整体效果。精调音准、跟上节拍，才有最美和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重新定义人与人相处的规则。身处“新集体生活”这个社会转型的实验场，多一点自律，多一点开放，多一点包容，我们才能不负时代的馈赠，也才能经受得起来自现代化的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