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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的演变
选自《语文常谈》（《吕叔湘全集》第六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原题为《古今言殊》。有删改。
吕叔湘（1904—1998），江苏丹阳人，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
语言也在变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不光是古代的话后世的人听不懂，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久而久之也会这个地方的人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形成许许多多方言。
古代人说的话是无法听见的了，幸而留传下来一些古代的文字。文字虽然不是语言的如实记录，但是它必得拿语言作基础，其中有些是离语言不太远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对古代语言的演变获得一定的认识。为了具体说明古代和现代汉语的差别，最好拿一段古代作品来看看。下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头上一段：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把这一段用现代话来说一遍，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别。不能光看字形。光看字形，现代不用的字只有四个：昳、曰、孰、吾。可是联系字的意义和用法来看，真正古今一致的，除人名、地名外，也只有十二个字：八、我、能、城、国、不、客、从、来、坐、谈、问。大多数的字，不是意义有所不同，就是用法有些两样。大致说来，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但是现在不能单用，只能作为复音词或者成语的一个成分。有的构词的能力还比较强，如：形、貌、衣、镜、北、何、自、信、日、外；有的只在少数词语里出现，如：丽（美丽、壮丽）、朝（朝霞、朝气、朝发夕至）、窥（窥探、窥测）、妻（夫妻、妻子）、甚（欺人太甚）。
第二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可是使用受很大限制。例如：作为连词的“而”“与”，只见于一定的文体；表示从属关系的“之”只用于“百分之几”“原因之一”等；起指代作用的“者”只用于“作者”“读者”等；“美”现在不大用于人，尤其不用于男人（“美男子”口语不说，也不能拆开）；“有余”现在能懂，但不大用，“八尺有余”现在说“八尺多”。
第三种情形是这里所用的意义现代已经不用，尽管别的意义还用。例如：修（长）、服（穿、戴）、谓（对……说）、其（他的；“其余”“其中”“其一”里的“其”是“那”的意思）、公（尊称）、及（比得上）、君（尊称）、也（助词；现代的“啊”只部分地与“也”相当）、旦（“旦日”“明日”，这里作“次日”讲）、之（他）、若（比得上）。还有一个“尺”字，似乎应该属于古今通用的一类，可是这里说邹忌身长八尺有余，显然比现在的尺小，严格说，“尺”的意义也已经改变了（汉朝的一尺大约合现在七寸半，这里的尺大概跟汉朝的差不多）。
在语法方面，也有不少差别。例如“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就是古代特有的句法，底下“吾与徐公孰美？”才跟现代句法相同。“君美甚”现在说“您漂亮得很”，当中必须用个“得”字。“忌不自信”也是古代的句法，现代的说法是“邹忌不相信自己（ 比徐公美）”，不能把“自己”搁在动词前边，搁在前边就是“亲自”的意思（如“自己动手”），不是动作对象的意思（“自救”“自治”“自杀”等，是古代句法结构遗留在现代语里的合成词）。“客从外来”现在说“有一位客人从外边来”，“客人”前边得加个“一位”，头里还要来个“有”字，否则就得改变词序，说成“从外边来了一位客人”。“与坐谈”也是古代语法，现在不能光说“和”，不说出和谁，也不能愣说“坐谈”，得说成“坐下来说话”。“不若君之美”的“之”字，按照现代语法也是多余的。
这短短的一段古代的文字，大多数的字都是现在还用的，可是仔细一分析，跟现代汉语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语汇的变化
语言的变化涉及语音、语法、语汇三方面。语汇联系人们的生活最为紧密，因而变化也最快，最显著。有些字眼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例如《诗经·鲁颂》的《駉jiōng》这一首诗里提到马的名称就有十六种，全部《诗经》里的马的名称还有好些，再加上别的书里的，名堂就更多了。这是因为马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占重要位置，特别是那些贵族很讲究养马。这些字绝大多数后来都不用了。别说《诗经》时代，清朝末年离现在才几十年，翻开那时候的小说像《官场现形记》之类来看看，已经有很多词语非加注不可了。
有些字眼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而出现。古代席地而坐，没有专门供人坐的家具，后来生活方式改变了，坐具产生了，“椅子”“凳子”等字眼也就产生了。椅子有靠背，最初就用“倚”字，后来才写作“椅”。凳子最初借用“橙”字，后来才写作“凳”。桌子也是后来才有的，古代只有“几”“案”，都是很矮的，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后来坐高了，几案也不得不加高，于是有了新的名称，最初就叫“卓子”（“卓”是高而直立的意思），后来才把“卓”写作“桌”。
外来的事物带来了外来语。虽然汉语对于外来语以意译为主，音译词（包括部分译音的）比重较小，但是数目也还是可观的。比较早的有葡萄、苜蓿、茉莉、苹果、菠菜等，近代的像咖啡、可可、柠檬、雪茄、巧克力、冰激凌、白兰地、啤酒、卡片、沙发、扑克、哔叽、尼龙、法兰绒、道林纸、芭蕾舞等，都是极常见的。由现代科学和技术带来的外来语就更多了，像化学元素的名称就有一大半是译音的新造字，此外像摩托车、马达、引擎、水泵、卡车、吉普车、拖拉机、雷达、爱克斯光、淋巴、阿米巴、休克、奎宁、吗啡、尼古丁、凡士林、来苏水、滴滴涕、逻辑、米（米突）、克（克兰姆）、吨、瓦（瓦特）、卡（卡路里）等，都已经进入一般语汇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变，许多字眼的意义也起了变化。比如有了桌子之后，“几”就只用于“茶几”，连炕上摆的跟古代的“几”十分相似的东西也叫作“炕桌儿”，不叫作“几”了。又如“床”，古代本是坐卧两用的，所以最早的坐具，类似现在的马扎的东西，叫作“胡床”，后来演变成了椅子，床就只指专供睡觉用的家具了。连“坐”字的意义，古代和现代也不完全一样前文认为“坐”属于古今意义一致，此处认为“坐”属于古今意义不完全一样，是因为：“坐”作为身体动作的一种状态，区别于“立”“卧”等，古今意义一致；但“坐”的方式或姿势，则古今意义不同。：古代席地而坐，两膝着席，跟跪差不多，所以《战国策》里说伍子胥“坐行蒲服，乞食于吴市”，坐行就是膝行（ 蒲服即匍匐）；要是按现代的坐的姿势来理解，又是坐着又是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再举两个名称不变而实质已变的例子。“钟”本是古代的乐器，后来一早一晚用钟和鼓报时，到了西洋的时钟传入中国，因为它是按时敲打的，尽管形状不同，也管它叫钟，慢慢地时钟不再敲打了，可是钟的名称不变，这就跟古代的乐器全不相干了。“肥皂”的名称出于皂角树，从前把它的荚果捣烂搓成丸子，用来洗脸洗澡洗衣服，现在用的肥皂是用油脂和碱制成的，跟皂角树无关。肥皂在北方又叫“胰子”，胰子原来也是一种化妆用品，是用猪的胰脏制成的，现在也是名同实异了。
也有一些字眼的意义变化或者事物的名称改变，跟人们的生活不一定有多大关系。比如“江”原来专指长江，“河”原来专指黄河，后来都由专名变成通名了。又如“菜”，原来只指蔬菜，后来连肉类也包括进去，到菜市场去买菜或者在饭店里叫菜，都是荤素全在内。这都是词义扩大的例子。跟“菜”相反，“肉”原来指禽兽的肉，现在在大多数地区如果不加限制词就专指猪肉，这是词义缩小的例子（ “肉”最初不用于人体，后来也用了，在这方面是词义扩大了）。“谷”原来是谷类的总名，现在北方的“谷子”专指小米，南方的“谷子”专指稻子，这也是词义缩小的例子。
词义也可以转移。比如“涕”，原来指眼泪，《庄子》里说：“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可是到汉朝已经指鼻涕了，王褒字子渊，蜀郡资中（今四川资阳）人，西汉辞赋家《僮约》里说：“目泪下，鼻涕长一尺。”又如“信”，古代只指送信的人，现在的信古代叫“书”，《世说新语》中“俄而谢玄淮上信至，（谢安）看书竟，默然无言”，“信”和“书”的分别是很清楚的。后来“信”由音信的意思转指书信，而信使的意思必得和“使”字连用，单用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词义也会弱化。比如“很”，原来就是凶狠的“狠”，表示程度很高，可是现在已经一点也不狠了，例如“今天很冷”不一定比“今天冷”更冷些，除非“很”字说得特别重。又如“普遍”，本来是无例外的意思，可是现在常听见说“很普遍”，也就是说例外不多，并不是毫无例外。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事物怎样改变了名称，那么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像前边分析《战国策》那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讲过的，很多古代的单音词现代都多音化了。这里再举几个人体方面的例子：“耳”成了“耳朵”，“眉”成了“眉毛”，“鼻”成了“鼻子”，“发”成了“头发”。有的是一个单音词换了另外一个单音词，例如“首”变成“头”（原来同义），“口”变成“嘴”（原来指鸟类的嘴），“面”变成“脸”（原来指颊），“足”变成“脚”（原来指小腿）。有些方言里管头叫“脑袋”“脑壳”，管嘴叫“嘴巴”，管脸叫“面孔”，管脚叫“脚板”“脚丫子”，这又是多音化了。
动词的例子：古代说“食”，现代说“吃”；古代说“服”或“衣”，现代说“穿”；古代说“居”，现代说“住”；古代说“行”，现代说“走”。形容词的例子：古代的“善”，现代叫“好”；古代的“恶”，现代叫“坏”；古代的“甘”，现代叫“甜”；古代的“辛”，现代叫“辣”。
字眼的变换有时候是由于忌讳：或者因为恐惧、厌恶，或者因为觉得说出来难听。管老虎叫“大虫”，管蛇叫“长虫”，管老鼠叫“老虫”或“耗子”，是前者的例子。后者的例子如“大便”“小便”“解手”“出恭”（明朝考场里防止考生随便进出，凡是上厕所的都要领块小牌子，牌子上写着“出恭入敬”）。
2. 词 义
选自《作文指导》（《朱德熙文集》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略有改动。
朱德熙（1920—1992），江苏苏州人，语言学家、教育家。
中国文字寻常所用的不过一二千字。初看去似乎只要认识了这一二千字就可以看懂一般普通的文字了，其实不然。中国常用的文字数目虽有限，可是拼合起的词却很多。例如“轻”“重”两个字是小学生都认识的，但“轻”字和“重”字和别的单字拼合起来，可以造成许多词，如“轻率”“轻浮”“轻易”“轻蔑”“轻松”“轻便”都是用“轻”字拼成的词，“重要”“重实”“严重”“厚重”“沉重”“郑重”“尊重”都是用“重”字拼成的词。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拼合法。这些词当然和原来的“轻”字和“重”字有关联，可是每个词的意思、情味并不一样。每个都可以说是生字。要体会这些词的意义和情味，词典不能帮什么忙。譬如“轻狂”和“轻薄”两个词明明是有区别的，可是如果去查词典，就会看见“不稳重”“不庄重”等类共同的解释。这并不是词典不好，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词不但有意义，还有情味。词的情味完全要靠自己去体会，词典是无法帮忙的。犹之吃东西，甜酸苦辣是尝得出说不出的东西。而且文字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词由于长时间的运用，各有特别的味道，譬如“现代”和“摩登”意义是差不多的，可是情味大大不同，“现代青年”“现代女子”并不就是“摩登青年”“摩登女子”的意思。这两个词原是英语modern 的意译和音译，但是渐渐分化，变成两个味道全不同的词了，如“近代物理”不能说“摩登物理”，“中国近代史”也不能说“中国摩登史”。
由于对于词的意义情味了解得不够，同学们往往犯下面几种毛病。
第一是词选择得不准确，不恰当。
① 集体学习的好处，我觉得有几点是可以讨论的。
作者原想列举几点集体学习的好处，但结果读者所得的印象和作者原意刚好相反。因为“可以讨论”通常有“尚不确定，有待讨论”的意思。
②我顶怕开会等人，而现在轮到他们等我了。
作者的意思是说他自己顶怕等人，现在让别人等他，很过意不去。但是“而现在轮到他们等我了”这句话，好像说“从前老是我等他们，现在可轮到他们等我了”，有报复的意味，和原意相反。
③父亲昨夜伟大的谈话还萦绕在耳旁。
④我奔跳了几下，完成了呼吸新鲜空气的任务后就回去了。
词的力量有轻重大小之别，不能乱用，这两句是“大词小用”的例子。
⑤三十多万人的会场如今竟似在无人之境。
旧小说里描写赵子龙之类的勇将在百万军中杀进杀出，才说“如入无人之境”。这里要用成语，应该是“鸦雀无声”。
第二是相关的词的意义搭不拢，硬凑在一起，显得驴唇不对马嘴。这可以分为三类来说：
1. 修饰语和被修饰语搭不拢。
⑥1950 年具有雄壮伟大的意义。
“伟大的意义”是可以说的，“雄壮的意义”却不成话。
⑦以有魄力的舞会来表现我们的热情。
“有魄力”通常是用来形容人的性格或气概的，不能用以形容舞会。
⑧提起麻木的脚步。
脚是有感觉的，可以说“麻木的脚”，脚步既无实质，又没有感觉，怎么能说“麻木”呢?
⑨对反动派表现出无比英勇的愤怒。
“愤怒”无所谓“英勇”不“英勇”，凑不到一块儿。
2. 相关的动词和名词搭不拢。
⑩我国营贸易公司在全市开展零售商店。
“开展”只能跟一种业务或运动搭拢，零售店是店，不是业务，和“开展”搭不拢，这里通常只说“开”，用个双音词就是“开设”。
⑪美国外交人员捏造各种诡计。
凡是捏造的东西都是准备公开的，如准备说给人听的消息，准备拿给人看的证件，“诡计”却是藏在心头决不肯公开的。
⑫各地编的冬学政治教材内容太深，为一般冬学教师所不能胜任。
凡说“胜任”或“不胜任”，都指工作而言，“政治教材”不是工作，无所谓“胜任”不“胜任”。
⑬他沉痛地叙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惨遭杀害的许多同学。
我们只能“叙述”一件事，却不能“叙述”人。
⑭他们的心在跳跃着，奔腾着。
心只会“跳跃”，不会“奔腾”。
3. 相关的主语和谓语搭不拢。
⑮他承认以前的行为完全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僵尸。
无论怎么样的“行为”也不会变成“僵尸”。
⑯这个宝贵的教训也就是土改工作的过程。
“教训”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过程”是一件事情发展的经过，完全是两回事。
上面我们曾以“轻”“重”二字为例，说明许多形式上类似的词，意义情味并不完全相同，这里再举一些常见的词混淆的例子。
⑰向同学们宣传助学金的意思。
“意思”是人的想法或意见，“意义”是事物的重要性，这里应该用“意义”（不过“意思”和“意义”有时也可通用，例如“我不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和“我不明白这个字的意义”是一样的，二者都相当于英文的meaning） 。
⑱中等以上学校的公费制度早在抗战初期就已设立。
这里应该用“建立”。“设立”往往用于比较具体的事物，如学校、机关之类；“建立”则用于较抽象的事物，如制度、规则之类。
⑲解放战争尚未完成。
一种有积极目的的，或是做完以后有具体的、可见的成绩的工作，才用“完成”，如“黄河堵险工程已全部完成”“本年税收工作已告完成”。“战争”“会议”只是一种过程，事后没有具体的成绩可言，只能用“结束”。
⑳ 题目之难很有全军覆没的希望。
“希望”指说话人主观愿望所想达到的结果，“危险”指主观愿望所想避免的结果，“可能”则兼指二者。
㉑大家都承认过去思想的不准确。
“准确”是指量或程度而言的，如“统计数字不够准确”。“正确”是指方向而言的，如“正确的领导”。
㉒血肉造成的“机器”终于和钢铁造成的机器不一样的。（夏衍《包身工》）
“终于”是“最后”的意思，这里应该用“到底”或“究竟”。
㉓现在的农村不是从前的了，那里发生着很有兴趣的过程。（加里宁《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
“ 兴趣”与“趣味”不同，人对于事物可以发生兴趣，然而就事物本身说，却只能说“有趣味”，不能说“有兴趣”。
㉔这学期常常听见各班同学很重视集体学习。
“听见”一种声音，“听说”一件事情。
㉕一提到清华，总觉得神气得了不起。
“解放军真了不起”和“解放军真了不得”的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失火啦，了不得啦!”不能说“失火啦，了不起啦!”主要的区别在于“了不得”可以用作程度修饰语，例如“他骄傲得了不得”或“他神气得了不得”表示骄傲、神气的程度达于极点，“了不起”不能用作程度修饰语，所以不能说“神气得了不起”“骄傲得了不起”。
㉖在反动派统治时期，参加学生运动对个人的安全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作用”往往指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影响”则可兼指正反两面。
㉗在严肃紧张的局面下，我不敢发言。
“局面”是个大词，如“军阀割据的局面”，这里说的是开会，应该用“场面”。
3. 资料摘编一组
（1）
任何一种语言，从教、学、使用的角度来看，相对地讲，语汇是比较难的。母语是这样，第二语言更是这样。这是因为：第一，语汇的规律最不好讲。什么是一个词，就说不清楚。汉语说“铁路”，是一个词；英语说railroad，或railway，也是一个词，然而直译应为“轨路”，不是“铁路”；法语说cheminde fer，直译是“铁路”，然而不是一个词。这有什么道理可讲呢？就是在同一种语言之内，比如汉语普通话，说“吃面包”“吃苹果”“吃菜”“吃牛肉”，但是不说“吃酒”，因为酒是液体，要说“喝”，不说“吃”，然而，凡是药，即使是药水或者汤药，统统说“吃”，不说“喝”。这又有什么道理可讲，有什么规律可循呢？这只是极简单的例子。词的来源，词的构成，词义，词的用法，词与词的搭配，等等，变化多端，复杂万状。第二，词太多。学任何语言，要想稍微管点儿用，总得会几千个词。许多词有多义多用现象；两三个词或三五个词之间，有所谓同义、近义现象，或大同而小异，或大异而小同，其同其异，或在所表示的概念的外延、内涵，或在新旧，或在雅俗，或在文野，或在来源，或在隐含，或在色彩，或在搭配习惯，充分理解已经不易，掌握使用做到准确得体更难。人们容易感到语音、语法困难，尤其在学习第二语言时，其实，无论就数量说或就内容说，与语汇之难都无法相比。第三，语汇的身上负载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文化传统，社会风土人情，以至人们的心理特征和思维习惯。倘若这些方面的知识不够，对许多词的领会和运用就必然产生困难。在中国，比如举行一次文艺晚会，大家请某人弹一曲钢琴，或者唱一首歌，或者朗诵一首他本人写的诗，表演完了，大家鼓掌，他答谢，同时可能说（尤其在很小型的，十个八个人的聚会时）：“胡弹乱唱，献丑，献丑”“见笑，见笑”“请指教”。在西方，不大会这样说；西方人初次听见中国人这样说会感到不理解，甚至诧异。就是在中国，这几个说法的含义也很不相同，用不用说，用哪个合适，要看聚会者都是些什么人，什么关系，表演者自己和听者是什么关系，等等。第四，语汇的变化很快，比语音语法快得多。社会上，文化、科学中，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出现了什么新事物、新观念，立刻就会出现新的词，或者用旧有的词赋予新义来表示它们。相反，也会不断有旧词被淘汰或者改变了意义和用法。对于社会生活的哪怕点点滴滴的变化，语汇是极为敏感的，反应也是极为迅速的。如果我们做一次今天一天出版的100份各种报纸的词频统计，大概“现代化”这个词的出现频率会相当高。可是，如果认真追问一下“现代”的含义，恐怕不是很容易回答的。“现代汉语”“中国现代史”“欧洲现代史”“现代派（绘画）”“现代信息技术”，这些“现代”用一个定义能说得清楚吗？不是不可知，不是不能定义，只是说，很难，因为同是这个词，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合含义有所变化，它不是凝固的。
（摘自张志公《语汇重要，语汇难》，《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
一个词往往不只具有一个意义。当它们有两个以上的意义的时候，其中应该有一个是本义，另外还有一个或一些引申义。所谓引申义，是从本义“引申”出来的，即从本义发展出来的。举例来说，“向”字的本义是“向北的窗户”（《说文》：“向，北出牖也。”），《诗经·豳风·七月》：“塞向墐户。”（塞好朝北的窗子，用泥涂好柴门。）由朝北的窗户这个本义，引申为“朝着”或“对着”。又如“道”字，它的本义是“路”，《诗经·秦风·蒹葭》：“道阻且长。”引申为达到道德标准的途径，《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又引申为正当的手段，《论语·里仁》：“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等等。
词义的引申和词义的更替应该区别开来。词义的更替是指某词在产生新的意义的时候同时排斥了旧的意义，例如“脚”字的本义是“小腿”（《说文》：“脚，胫也。”），后来“脚”字变为指“足”，也就不再指小腿了。词义的引申是指某词产生了新的意义以后，并不排除原始意义。例如“道”字虽然产生了一些新义，但是路的意义一直保存到现代汉语里。这类情况很多，也最重要。一方面，这增强了语言的稳固性，使语言不至于面目全非；另一方面，这使语言丰富化了。
抓住本义去说明各种引申义，就会处处都通，而且令人明白：虽然一个词有许多意义，但是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着的，而且往往环绕着一个中心。比如：朝拜、朝廷、朝向的“朝”就都是从朝见的“朝”引申出来的。也有的是一环套一环，几个引申义同本义之间的距离有远近之分。仍以“朝”字为例，它的本义是早晨的意思（《说文》：“朝，旦也。”），引申为朝见，由朝见再引申为朝廷，由朝廷又引申为朝代。
近的引申义很容易令人意识到，例如长短的“长”引申为长久的“长”，尊长的“长”引申为首长的“长”。远的引申义就不容易令人意识到，例如长短的“长”引申为首长的“长”，不但意义远了，连读音都改变了。其实长短的“长”和滋长的“长”，意义还是相当近的，因为草木滋长（zhǎng）是越来越长（cháng）了。然后滋长的“长”引申为长幼的“长”，再引申为首长的“长”。抓住一个词的本义，就像抓住了这个词的纲，纷繁的词义都变为简单而有系统的了。对本义有了体会，对于某些词义可以推想而知，而且也可以了解得更透彻。
（摘自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9年版）
（3）
用词要用得正确、贴切，就要比较一些词的细微的区别。这是很要紧的。譬如与“密”字配合的，有“精密”“严密”“周密”等词，粗粗看来好像差不多，要细细辨别才辨得出彼此的差别。“精密”跟“周密”有何不同，“精密”该用在何处，“周密”该用在何处，都要仔细想一想。想过了，用起来就有分寸。如果平时不下功夫，就不知道用哪一个才合适。
用词，有时也表示一个人的立场。立场，就是站在哪一方面。比方有人说，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某村地主很“活跃”，这就是立场不对头。“活跃”往往用在对一件事表示赞美的场合。对地主用“活跃”不合适，要用“猖獗”。否则人家会认为你是站在地主的立场呢。这些地方如果平时不注意，就会出错。用词还有个搭配的问题。比方“成绩”，可以说“取得成绩”“作出成绩”，如果说“造出成绩”就不合
适。前边的词跟后边的词，有搭配得上的，有搭配不上的，把不相配合的硬配在一起，就不行。所以用词也是基本功，无论阅读或是写作都要注意。
（摘自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叶圣陶集》第十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
投机取巧。有人说，成语词典把“投机取巧”这个成语列为贬义词不对——理由是我们的祖先创造“投机”“取巧”两个词组（应为“词”）时并非贬义，其实这表示“注意时机”“采用巧妙方法”云云。祖先创造时如何，我不曾考证过，但多少年来人们用这四个字表现了社会上的一种不正之风，并非词典把它归入“贬义范围”，而是词典记录了这四个字在语言活动中所传递的贬义信息。况且“投机”不等于“注意时机”，“取巧”也不等于“采用巧妙方法”。约定俗成在词汇的形成和发展上确实起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这属于语言要素变异的研究范围。
新潮。新潮一词是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在香港兴起的，它的语义是“摩登”“时兴”“时髦”“新款式”“新方式”，如“新潮服装”之类。新潮这个语词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化，进入了内地。内地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部分人也大谈新潮了。在现代汉语，新潮却不是个新构成的语词——“五四”时期就出现了，那时的新潮却是新的历史潮流之意。20世纪20 年代在北平兴起的“新潮”，到70年代在香港借用的“新潮”，又回到80年代北京一般口头语中使用的“新潮”，语义变了又变：这个语词可以说明语言运动的一种模式。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摩登一词——13世纪汉语出现的摩登，是从梵语译来的（“摩登伽”），到20世纪汉语使用的摩登，却是从英语译来的（“现代”）。所用的汉字虽然一样，且都是从外国语译借来的，但意义却迥然不同。这也是一种语言运动。
（摘自尘元《在语词的密林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